（一）政策背景的差异
1、2016年供给侧改革：国际环境初步进入逆全球化、贸易环境相对宽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因经济发展降速、中国面临部分产品产能过剩问题、尚未面临严重的全球供应链竞争压力。
（1）国际环境：逆全球化初期，全球经济稳步复苏、贸易保护抬头，但贸易环境相对宽松。
逆全球化是在08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矛盾不可调和的破产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短期效应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金融大资本、自身垄断地位与竞争优势，与反全球化浪潮下抬头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合谋，继续利用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攫取超额利益的政策转向。
逆全球化以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上台为“元年”，在政治上表现为世界右转、民粹主义与极端政治加剧；经济上表现为贸易和科技壁垒、小院高墙与脱钩解锁；国际治理上表现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通过矛盾转嫁，造成世界动荡。
（2）国内经济：GDP由两位数高速增长时期进入中速增长阶段（6.7%左右）。全球贸易保护抬头、但贸易环境相对宽松。中国仍是全球工厂，部分产品受全球经济放缓影响，中国供给产能大于需求，中国尚未面临严重供应链竞争压力。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明确提出"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
从时间上看，新常态是中国不同发展阶段更替变化的结果。
从空间上看，中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种变化的体现。
总之，中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尽管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中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中国党和政府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
（3）主要矛盾：传统行业（如钢铁、煤炭）产能过剩严重，企业盈利恶化，但新兴产业尚未成为政策焦点。
（4）应对方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验显示，重点产业结构性矛盾的化解发生在由浅及深的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减产量，通过行政指令或行业自律的形式控制开工率，进而对产量进行限制。减产量能够通过减少供给来缓和价格下跌的压力，但闲置产能依然存在。以上一轮供给侧改革的重点行业煤炭为例，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引导企业实行减量化生产，从2016年开始，按全年作业时间不超过276个工作日重新确定煤矿产能”。2016年初原煤产量明显回落，全年产量同比回落9.4%。
第二个层次是减投资，即固定资产投资放缓，避免闲置产能进一步增加。减投资能够减少未来的新增产能，改善价格预期，避免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意见》提出“严格控制新增产能”，“从2016年起，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销项目”。2016年7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录得-34.7%，刷新2004年数据发布以来最低值，一直延续至2018年第三季度煤炭投资整体处于负增长。
第三个层次是降产能，即通过兼并重组等手段优化存量的产能，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降产能可以提升产能利用率，改善行业供需格局，进而改善出厂价格和企业盈利。《意见》提出：“从2016年开始，用3至5年的时间，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适度减少煤矿数量。”供给侧改革期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企业单位数整体回落，2016年当年同比减少了14.8%，截至2017年企业数量（全年均值）较2013年峰值减少了44.4%。
第四个层次是扩需求，即增加市场需求，进而提振生产。随着需求的扩张，市场供需失衡将逐渐改善，此时价格与盈利的上涨将更具备可持续性。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煤炭开采和洗选业PPI和利润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于2016年9月和11月转正。但行业长期健康发展更加倚重的是需求回升，2017年出口重回正增长，叠加房地产景气持续修复，内外需回暖，供需矛盾得到妥善化解，煤炭PPI和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于2017年4月和7月达到阶段峰值。
2、2025年以来反内卷政策密集出台：国际环境进入全面逆全球化、国内外有效需求不足、中国面临严重的供应链竞争压力。
2025年以来反内卷政策密集出台。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作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防止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开展恶性竞争”。6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加大对平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力度，规定“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扰乱市场竞争秩序”。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
（1）国际环境：全球化竞争加剧，欧美对华技术封锁、供应链“去风险化”趋势明显，中国面临严重的供应链竞争压力、中国制造业面临高端突围压力。
（2）国内经济：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降，保持在中低速增长。逆全球化加剧背景下，中国面临国内外有效需求不足、通缩压力（PPI连续32个月负增长）、企业利润承压等问题，经济增长动能减弱。
（3）主要矛盾：不仅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如光伏、锂电、新能源车）也因过度投资陷入“价格战”，影响全球竞争力。
本次化解矛盾在降低产量、降低投资、去产能、扩大需求。
从产量来看，水泥、粗钢、多晶硅已经减产，汽车、光伏电池减产尚未兑现。建材方面，水泥和粗钢产量累计同比分别于2023年9月和2024年2月进入负增长；截至2025年5月，产量累计同比分别录得-4.0%和-1.7%，已然步入减产量阶段。汽车和光伏方面，2025年1-5月汽车产量和光伏电池产量分别累计同比增长11.1%和18.3%，产量仍在进一步提高，减产量进程尚未开启；但2025年1-5月工业硅产量同比减少15.3%，一季度多晶硅产量同比减少44.7%，已经开始减产进程。
从投资来看，非金属矿制品、黑色金属加工已经开始减投资，但汽车投资维持较快增长，多晶硅产能亦在扩张。2025年3月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投资累计同比转负至-1.8%，且近年投资增速较为温和，2023年和2024年全年增速分别为0.6%和1.6%。5月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累计同比转为负增长，2023年和2024年全年投资增速分别为0.2%和1.8%。相比之下，2025年1-5月汽车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20%以上，且2023年和2024年全年投资增速分别为19.4%和7.5%，投资增速依然较高；截至2025年6月，多晶硅产能同比增长20.8%，增长仍然较快。
从存量产能来看，黑色金属加工的产能利用率相对较高，汽车、非金属矿制品业产能利用率较低且存量产能仍待整合。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黑色金属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分别录得79.3%、71.9%、和60.9%，分别位于2016年数据发布以来的75%、15%和6%百分位水平。6月多晶硅开工率录得35.3%，位于近3年的8%分位数水平。企业单位数角度，截至2025年5月，黑色金属加工和非金属矿制品行业企业数量同比分别录得0.8%和0.4%，已接近零增长；同期汽车企业数量同比增长4.8%，增速较快，表明产能整合仍有待推进。
从需求来看，建材需求仍在磨底，光伏“抢装潮”后需求或有退坡，汽车需求则出现结构性的分化。2025年5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下降10.7%，房地产止跌回稳基础仍待稳固，钢铁等建材的需求仍在磨底的过程中。5月末光伏“抢装潮”结束后，光伏产业链需求面临回落的风险。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提升，国内乘用车零售市场已经进入成熟期，增速相对缓慢，但新能源汽车凭借渗透率的提升依然保持较快增长。
综上，黑色金属加工行业产能利用率相对较高，且其产量、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均已转负，“反内卷”进展相对较快；光伏产业链中多晶硅已经实现减产，但产能仍在增长，需求依然承压，“反内卷”有待深化；汽车行业产能利用率较低，产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企业数量都在增长，“反内卷”进展相对较慢。
对金融市场来说，短期来看，行业自律减产有助于阶段性收窄供需缺口，政策引导亦能带来市场情绪和预期的提振；长期视角下，如要从阶段性交易主线变为持续性的行情，还需要扭转供过于求的局面，实现价格回升、盈利改善。随着政策的深入推进，落后产能出清、需求回暖，供需矛盾逐步化解，将推动产能利用率回归合理水平，最终实现价格回升与盈利改善。
（二）目标设定差异
2016年供给侧改革主要解决国内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但未充分考虑全球供应链竞争。2025年“反内卷”政策不仅针对产能过剩，还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挑战，防止中国制造业陷入“低端锁定”，推动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2016年供给侧改革：
核心目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三去一降一补”），重点是通过行政手段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传统行业供需结构。
行业范围：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水泥等上游行业，不涉及新兴产业或国际竞争。
政策举措：行政主导，通过强制关停、产能置换等行政手段推动产能出清，重点针对国有企业。
短期集中推进，政策执行集中在2016-2017年，以快速见效为目标。
2、2025年“反内卷”政策：
核心目标：全方位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包括技术创新、差异化竞争、产业链韧性及员工权益保护。
行业范围：覆盖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和新兴产业（如光伏、新能源车），且更强调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塑造。
政策举措：市场化+法治化，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调公平竞争审查、行业协会自律、行业标准引领等市场化手段，减少行政干预。
长期制度性建设，预计持续时间更长，涉及更深层次的要素市场改革（如碳定价、数据要素流通）。
本次“反内卷”政策是供给侧改革的升级版，其背景更复杂（内外需双弱、全球竞争加剧），目标更高（全产业链竞争力提升），手段更市场化（法治化、行业自律），且更具长期性。与2016年相比，它不仅是“去产能”，更是“提质增效”，旨在重塑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格局。
“反内卷”本质是推动制造业从“量”到“质”的跃迁，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技术创新→溢价能力→利润反哺研发”的正向循环。这一过程中，头部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最可能受益，而转型滞后的企业将被加速出清，最终实现市场结构的“健康分层”。
“反内卷”行动在各行业的推进，正在对国内制造业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生态产生深层次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涉及企业行为模式的调整，更触及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价值分配等核心领域。以下从多个维度分析其潜在影响：
（一）竞争逻辑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
低端产能出清：传统依靠压价、加班、规模扩张的“内卷式竞争”将逐步被淘汰，低附加值企业面临转型或退出，行业集中度可能提升。
差异化竞争加剧：企业会更注重技术壁垒、品牌溢价和服务创新（如定制化、绿色制造），推动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二）技术创新从“模仿追赶”转向“原创突破”
研发投入结构性变化：政策引导（如税收优惠）和市场竞争倒逼企业加大原创研发，减少低水平重复投资。2023年中国制造业研发强度升至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仍落后于德日（3.5%+），反内卷可能加速这一差距缩小。
（三）劳动力市场重构与技能升级**
用工荒”倒逼自动化、拒绝“996”的劳动力态度推动智能制造替代。
社会效应是制造业就业总岗位可能减少，但人均产出和收入提升，符合“高质量发展”导向。
（四）供应链从“成本优先”到“韧性优先”
区域化配套兴起：为应对不确定性，头部企业会缩短供应链半径（如长三角“4小时产业圈”），部分低端产能向中西部或东南亚转移。
绿色供应链强制化：欧盟CBAM等法规倒逼国内企业嵌入碳足迹管理，环保成本内部化将淘汰高污染中小厂商。
（五）政策监管的“精准调控”趋势
行业标准升级：政府可能通过抬高环保、能效等门槛（如钢铁超低排放改造）推动被动升级。
反垄断与中小企业扶持并行：防止头部企业滥用市场地位（如平台型制造企业的数据垄断），同时专精特新“小巨人”获更多资源倾斜。
（六）国际竞争格局的重塑
中高端制造突围：若反内卷成功，中国制造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的优势可能从“规模优势”升级为“技术+标准优势”。
应对“去风险化”挑战：欧美供应链分散化策略下，中国制造需通过更高效率而非更低工资维持吸引力。
